1942年，叛变投敌的新四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乔装成乞丐潜回根据地。他以为自己演得天衣无缝，结果刚一露面，就被当场识破。
1942年5月，安徽繁昌，新四军第七师五十七团二连的驻地外，跌跌撞撞跑来一个男人。
男人穿着破烂的粗布单衣，衣服上全是干涸的泥巴和血污。他脚上的草鞋断了底，脚趾磨出了血。
他跑到哨兵面前，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地上。
“我是皖南突围出来的！”男人趴在地上，声音嘶哑地大喊，“我被国民党抓进了上饶集中营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我要见你们首长，我终于找到组织了！”
几个战士端着枪，将他围在中间。
二连指导员董南才听到动静，从屋里走出来。他拨开人群，走到男人面前。
男人抬起头，满脸污垢，眼泪混着泥水往下流。
董南才盯着他的脸看了几秒钟，没有去扶地上的男人，而是直接拔出了腰间的驳壳枪，拉动枪栓，枪口对准了男人的脑袋。
“把他捆起来。”董南才下令。
两个战士立刻上前，掏出麻绳。
男人剧烈地挣扎起来：“你们干什么，我是自己人，我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同志！”
“赵副司令员，别演了。”董南才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男人的挣扎瞬间停止了。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不再说话，任由战士将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。
这个趴在地上装乞丐的男人，叫赵凌波。
一年多以前，他是新四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。
赵凌波是四川人，早年加入川军，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后参加红军，爬过雪山走过草地，资历极深。
1941年1月，皖南事变爆发。国民党调集八万重兵，将九千多名新四军包围在泾县茂林地区。
血战七天七夜，新四军弹尽粮绝，伤亡惨重。
赵凌波在突围时被国民党军队俘虏。
被俘后的第二天，赵凌波没有经受任何严刑拷打，直接向国民党投降。
国民党给了他一个头衔：“绥靖公署反共副专员”。
为了向新主子表忠心，赵凌波带着国民党军队，重新钻进皖南的大山，搜寻隐藏的新四军伤员。
不少新四军伤员和地下党员，因为赵凌波的指认，被国民党所害。
现在，这个双手沾满战友鲜血的叛徒，又接了国民党的新任务，乔装打扮潜入新四军第七师的根据地，企图刺探情报，寻找机会暗杀新四军高级将领。
董南才立刻将抓获赵凌波的消息上报。
消息层层上报，传到了新四军第七师代师长傅秋涛的耳朵里。
傅秋涛是皖南事变中唯一率领成建制部队突围出来的高级将领。他手下的战士，有一大半牺牲在了皖南的突围战中。
傅秋涛听完汇报，下达了一道命令：“派人把他押到师部来。告诉押送的人，不要捆绑，就说是‘护送’。”
接到押送任务的，是第七师侦察参谋李务本。
李务本挑了三个枪法最好的侦察兵，带上上了膛的驳壳枪，前往五十七团驻地。
走进关押赵凌波的房间，李务本挥了挥手：“松绑。”
战士解开了赵凌波手上的麻绳。
李务本走上前，语气客气：“赵副司令员，受苦了。傅师长听说你从集中营逃出来了，非常高兴，特意派我来接你去师部汇报情况。”
赵凌波揉着被勒出红印的手腕，看了看李务本，又看了看旁边没有举枪的战士。
他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带路吧。”
一行五人离开驻地，向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第七师师部方向走去。
赵凌波走在中间，李务本走在他左后方两步远的地方，三个侦察兵分散在四周。
一路上，没有人说话。
李务本的右手，始终搭在腰间驳壳枪的木制枪套上，大拇指压着击锤。
走了几个小时，队伍来到了繁昌县石涧埠附近。
赵凌波是打过十几年仗的老兵。他一边走，一边观察周围的地形，准备伺机逃走。
再往前走不到两里地，就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武装据点。
赵凌波又回头看了一眼李务本。李务本的眼睛死死盯着他的后背，右手依然按在枪套上。另外三个侦察兵的步枪，全都没有背在肩上，而是端在手里。
赵凌波全明白了。走到一个岔路口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猛地转身，抓起一把泥土朝身旁的侦察兵脸上撒去。
侦察兵本能地偏头躲闪。
赵凌波借着这个空隙，拔腿就跑。他没有顺着大路跑，而是直接冲进了路边的荒草地，朝着国民党据点的方向狂奔。
他跑的是标准的战术避险路线，身体忽左忽右，呈“之”字形移动。
李务本没有追，站在原地，拔出驳壳枪，大拇指拨开保险，拉动枪栓。
“赵凌波，站住！”李务本大喊。
赵凌波头也不回，一边拼命往前跑，一边大喊：“李务本，你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！”
“再跑一步我就开枪！”李务本举起枪，单眼瞄准。
赵凌波没有停下，他距离国民党的据点越来越近。
李务本扣动了扳机。
两声清脆的枪响在荒野上回荡。
子弹精准地击中了赵凌波的后背。赵凌波的身体在半空中猛地一顿，随后重重地扑倒在杂草丛中。
他抽搐了两下，不动了。
李务本提着枪，走到尸体旁边，用脚踢了踢赵凌波的肩膀，确认人已经死透，随即带着三人转身原路返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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